就业漂移类似于就业系统转换中置入负反馈机制，结果就是大量劳动力漂移于低端和低效率部门，导致劳动力收入下降，人力资本不断耗散。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业系统转换中会出现就业漂移现象，其背后的原因需要详细考察。
从经济转型视角看，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漂移问题的凸显不是偶然现象，这种问题发生在工业化后期和结构服务化的转型过程中，是由新旧模式转换摩擦造成的。国际发展经验对比表明，经济减速和结构服务化对长期增长的冲击效应，首先集中体现在就业系统的不适应上。作为发展模式的核心，经济转型的成败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优化升级状况，包括劳动力要素质量升级程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完善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等。收入-就业系统不适应问题的广泛深入探讨，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减速所诱致的经济社会矛盾——低增长抑制了效率改进与福利社会的协调与平衡，二战后黄金时代的高增长、高福利和高消费良性循环被打破，迫使发达国家进入就业与积累体系的再调整时期，一直持续至今。争论激烈的欧洲福利社会模式是否可持续问题，就是这一转型摩擦的典型反应。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就业系统不仅缺乏韧性而且缺乏制度化，由此为自身调整带来困难，并且构成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结构性抑制。
一
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维持型就业系统
❏中国维持型就业模式的演化：国际比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业系统的重要差异，在于制度化和经济系统调节能力。尽管就业系统的模式存在差异，但是基于就业制度与工业化关系，大致可以把欧美老牌工业化国家就业系统的制度化纳入福特主义框架之下，其特色是劳动力归属于正规的组织，并通过集体协商参与生产率分享，在企业、行业与就业的互动中促进效率和福利提升。发展红利共享是这种就业系统的特征，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完善、人力资本的持续升级以及高收入职业的持续创造，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搜寻可以促进效率和收入提高的内在原因。因此，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面临就业系统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高福利和高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
与二战后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这种福特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不同，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积累导向的道路，二元结构作为工业化初始条件，直接决定了中国就业系统的维持型特征：一是大规模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所推动的农民工为特征的劳动市场形成，劳动工资按生存成本定价。刘易斯拐点后，这种市场依然带有自发特征，缺乏发达国家那种集体协商决定收入的制度化特征。二是工业化采取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积累形式，内生创新机制的普遍缺失迫使效率改进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代价。三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弱的发展红利分享机制，抑制了劳动力要素质量提升，并且偏向于加工制造的产业体系进一步固化了低技能和低收入循环。
❏二元就业体系
二战后发达国家就业系统的一个极大完善，是对工薪阶层就业机会的制度化保障，公司发展的稳定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强化了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收入增长可预期性、工作稳定性进一步成为高收入岗位扩大的支撑。中国维持型就业系统的演化，始终受制于这样一种制度分割，即小的有保障的就业群体与大的没有保障的就业群体的分割，并成为就业漂移和人力资本耗散的重要原因。
（1）中国就业系统的路径依赖，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分割和国有经济制度，总体上划分为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两大制度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劳动力分割局面逐渐打破后，在这两大体系之外衍生出了农民工这一劳动力市场形式，他们连同城镇中的初级劳动力，共同构成推动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主力军，这部分劳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城市经济的国有部门、外资和民营总部、知识技术密集的信息、金融产业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科教文卫体等），成为吸纳高层次人力本的阵地，这些部门就业者具有稳定、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是社会身份的标志。
（2）作为漂移于低端产业链且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和城镇初级劳动力，工业化时期的高增长一度为其创造了合意的就业机会，问题发生在工业化减速之后，当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严格说来是符合收入预期的工作机会不足时，这些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会被城市化进程展示为整个就业系统的内部冲突。由此，占劳动力绝大部分的这些劳动者的制度化和社会化问题，即对发展的分享问题，自然就成为城市化发展问题的焦点与核心。
❏就业系统路径依赖的核心环节，是对漂移就业群体组织与管理的制度缺失
把一个庞大的就业能力不足的劳动力群体，托付给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理念，而且长期中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对就业制度的调整，以及经济社会政策对就业的大力支持，均与就业安全性和工资收入增长的保障有关。把就业政策置于城市化的核心，也逐渐成为后工业化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受到就业系统调整滞后的影响，在未来一个过渡时期里，将面临一个比较棘手的矛盾，即由于劳动力乡城之间不对称流动的结束，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年轻移民已经不能回到原来的居住地，因此将会抑制劳动力流出区域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劳动力流入区域——典型如大城市而言，漂移的劳动力将导致人力资本升级缓慢，长期中又不利于大城市创新发展的突破。
二
维持型就业系统向分享型就业系统转化
发达国家和拉美经验的对比表明，后工业化时期可持续增长路径的阻断，源于就业系统升级路径的阻断。作为内生于发展模式之中的核心构件，就业系统的转换升级既要与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相联系，又要与分享制度的建立相联系，这一切都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有关。与发达国家分享型就业系统针对效率／福利协调的机制不同，中国在城市化时期的就业系统建设，首先面临着原有维持型就业系统向分享型就业系统转换问题，即首先消除产生劳动力漂移的不利机制，根本上属于就业系统的探索性重建问题。为此，以下几个理论认识需要明晰：
❏适应城市化时期创新发展的人力资本体系建设
这个认识涉及知识生产配置系统的升级问题，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设健全问题。大规模工业化化时期中国低价工业化竞争力的获得，主要依赖初级和中级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这点在前文已经做过分析。素质普遍低下的劳动力创造了高产出，但是代价在现阶段也开始显现，占据劳动力大部分比重的漂移者不仅成为了转型时期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且给打破低端就业锁定带来了新的困难。为此，就业系统的适应性问题也相应被提了出来，适应城市化创新发展的人力资本体系建设，实际上是在填补维持型就业系统的制度缺失。
❏知识中产群体的塑造
根本上消除漂移的一个参照是知识中产群体的培育，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化之经验。维持型就业系统产生于二元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就业漂移和低端就业不仅不利于收入稳定，长期中也将导致收入极化与就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这是拉美城市化过程中陷入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机制。发达国家分享型就业系统的设计，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缓解工业化时期收入不公平所导致的购买力不足，与之相关的福利制度建设则巩固了就业系统与效率改进的协调，进而促进了更大的分享。其中，知识中产阶层的扩大再生产既作为分享型就业系统的成果存在，反过来也通过就业能力的增强保证了就业系统的制度化再生产，这是城市化阶段比较典型的良性循环。广泛的共识是，不可持续的城市化源于知识中产阶级再生产能力的缺失，即缺少劳动力素质和劳动报酬不断上升的工作阶梯，当大部分劳动力被压在低端就业市场上时，经济活力将逐步消失，分享体系也难以构建。
❏双元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前景及其制度性含义
为了缓解规模巨大的劳动力市场漂移，就业制度化建设的核心环节应该建立在培训和教育双元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这里我们旨在澄清一个认识，就是无论普通教育还是技能培训，不能单单强调技能、知识的教育投入，还应该从系统性角度来理解。现阶段中国人力资本系统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包括技能教育的质量如何提高，技能教育与实践如何衔接，技能教育接受者的职业生涯规划即晋升通道等。换言之，中国如果要完成从就业型生存模式到共享就业模式的转型，必须首先设计基于贡献和技能的发展共享方式。
❏就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现在的设计关系到未来
分享型就业系统的特征，在于强调就业的制度化和社会化，以此消除长期的就业漂移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本文所强调的是，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互动的制度安排，如何尽可能把多数人纳入到一种就业安全制度框架而非抛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就业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如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的推动、促进劳动力市场统一和流动性建设、最低工资制与在职培训、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法律、中小企业就业扶持政策、退休劳动再就业支持政策等，这些举措对于系统构造分享型就业体系极为重要。未来十五年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产业优化还是消费升级，均与就业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密切相关，有关探索切实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
最后，虑及中国工业化初始条件，原有维持型就业系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促进积累与生存发展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与城市化时期差异化发展相悖，就业制度由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维持型向城市化时期分享型转变是发展条件变化使然。但是，由于就业体系调整涉及到发展方式和经济社会政策的诸多方面，如何建设适合中国城市化条件的就业制度，则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实验。
